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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对中国经济的真实看法

发布时间:2021-01-21 15:54:44 阅读: 来源:绞线机厂家

美联储对中国经济的真实看法

中美关系可谓是当前最重要、最为利益交织的经济关系。在外交场合里,大国外交相敬如宾,但关上门后对彼此的评价似乎更为“真情流露”。  美联储眼中的中国经济到底又是怎么样的呢?近期公布的一份长达1800页的美联储2009年会议记录显示了伯南克时代美国货币政策决策者们的真实看法。

看法一:“中国经济再平衡”引质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欧美等发达国家黯然失色,因此各国内需大幅减弱,而这对向来以出口驱动经济的中国而言压力骤升。  因此,中国开始强调结构性改革,即要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转变。美国对此表示支持,但仍质疑中国实现转型的能力。  “我们(美国)真正需要的是全球需求再平衡,以使得美国拥有更强劲的外需。”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Ben Bernanke)在2009年4月28-29日的FOMC会议中说道。  美联储官员对于中国过度依赖欧洲和美国的复苏并试图通过出口来“解决麻烦”的意图感到担忧。  到了2009年8月的FOMC会议,伯南克的语调似乎变得更为乐观,“我认为中国对于长期向内需驱动型经济转型的态度更为认真了。”  看法二:惊讶中国大规模经济刺激  2008年伴随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严重冲击,中国经济开始陷入一种四面楚歌的困境。面对危机四伏的现状,政府制定出台了十大措施以及两年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方案,而这一切逐渐拉开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投资建设的序幕。  2009年4月的FOMC会议上,与会经济学家称中国经济因为刺激政策而反弹;到了同年8月,他们惊叹中国经济的反弹“一鸣惊人”。  根据2009年8月11–12日的FOMC会议记录,花旗银行经济学家席兹(NathanSheets)指出,“二季度中国GDP年化增速约为18.5%,这主要是由财政刺激措施和加速增长的银行信贷。令人震惊的是,2009年前六个月的银行信贷增量相当于中国年均GDP增量的25%。”  席兹也明确表示了其担忧,“我感觉(中国)银行业系统存在重大风险。”  当年,官员们在会议上互动频频,亚特兰大联储主席洛克哈特(Dennis Lockhart)回应席兹称:“对于中国银行系统的担忧在过去几年一直持续,他们(中国)看似应付过去了,但我们又怎么能知道,这次信贷扩张不会加剧中国银行业危机呢?”  对此,席兹答道:“我个人感觉,中国接下来很难再像前六个月那样,将所有信贷有效、合理地配置……接下去的某个时点,我们或将看到前六个月金融扩张的后果。”  不过,席兹也表示,中国政府有足够的资源解决这些银行部门问题,这可能并不构成中国或世界经济的头等问题。  看法三:不相信中国数据真实性  在整个2009年,美联储官员和经济学家一直对于中国数据持有怀疑态度。可想而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由于刺激政策而强势反弹,这不免令外界对其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存疑。  席兹在4月会议上说道:“中国2009年一季度的GDP数据简直强劲的让我们震惊,年化增速大约返弹至6.5%,而去年第四季度增速仅为1.5%。从这一反弹可知,中国政府的大规模刺激政策效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明显。但是,我们仍然怀疑数据的可靠性。”  相较之下,达拉斯联储主席费希尔(Richard Fisher)的措辞就显得更为辛辣——(中国数据处理)“野蛮”(barbarian handlers)。此前,他刚好访问了北京和上海。  “我总是对中国报告数据的快捷方式感到惊讶。他们好像在第一季度结束前就已经知道当季的数据了。”费希尔笑着对委员会说道。  用伯南克的一句话可能最能代表他们的看法:中国经济比其他亚洲国家的表现都要强劲,但是可能没有他们官方数据看起来那么强。  看法四:中国为什么总担心所持美债缩水?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持续走软,中国谈论最多的问题便是——我们还应不应该把外汇储备用在投资美债上?对此,美国官员在会议上认为中国太为敏感。  美国财政部2009年4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在2009年3月再次增持237亿美债,总持有额达到7679亿美元,延续了自2008年9月以来全球第一的地位。  此外,由于美国从2008年起推行QE(量化宽松),通过购债为市场注入流动性以刺激经济,当时中国也频频对美国“放水”表示担忧。  在4月FOMC会议上,与会委员对中国的担忧似乎有些不耐烦。“在每一次会议上,他们(中国)都不会忘记提出对QE的担忧,中国还担心我们无法在时机成熟时回收流动性。”费希尔说。  之后,费希尔引用了《中国日报》4月20日的一则报道,报道引用中国前副总理的话称,“美联储购买国债会导致美元贬值,这将对中国外汇储备造成重大损失。”

李克强点赞中美BIT谈判背后深意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多个场合谈及,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目前最有突破加快进展的,就是BIT(中美投资协定)谈判。  而在3月15日上午的中外记者会上,李克强谈及中美关系时如此表述,中美之间存有分歧,但更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妥善处理分歧,可以着力扩大利益的交汇点。这里面有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双方正在推进BIT谈判,它是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的,这本身就是打破合作的天花板,开辟发展的新空间。  “当然,谈判会有个过程,但它向中美、向世界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就是中美经贸关系会更加密切,这个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会更沉更稳。”李克强说。  李克强同时透露,今年习近平主席将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相信会进一步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  负面清单对中美都是挑战  本届两会期间,在“培育消费新亮点构建开放新格局”专场发布会上,商务部部长高虎城透露,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经过九轮的实质性谈判,中美之间已经基本完成了BIT文本的谈判工作。接下来,将在今年早期按照两国元首商定的共识交换负面清单。  《第一财经日报》从接近谈判人士处了解到,这两份出价提前很久就已准备好,为交换做准备。但最终达成,仍需长时间的努力。  习近平和奥巴马总统2013年在加州庄园会晤期间,中方承诺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方式同美国开展BIT谈判。在2014年奥巴马对华进行正式国事访问期间,以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BIT谈判始终是经济议题当中最重要的议题。  最近一次是去年11月,李克强会见奥巴马时强调,中美经贸合作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对发展中美关系产生正向乘数效应。希望双方本着务实灵活的态度,尽早谈成一个高水平、双向平衡的双边投资协定。  BIT谈判于2008年正式启动。经过多轮谈判,双方在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透明度和标准制定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分歧。但是,在2014年7月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双方就该谈判达成“时间表”,力争2014年底前就BIT文本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承诺2015年早期启动负面清单谈判。  中美分别是全球第一、第二大外资吸收国家,也是对外投资的主力。BIT协定的达成,将对全球的投资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高虎城评论说,美国GDP16.8万亿美元、中国是10万亿美元,分别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具有不同的国情,也有自己不同的发展模式。就这个特点来说,负面清单的出价,对美国、对中国都是一个挑战。对此,双方团队保持了非常坦率的沟通和互动,我们都有着这样的共识,对双方来说,负面清单的交换都是一个挑战。  面对面谈判才能互摸底线  不论是ITA(信息技术协定)还是BIT,原本都是中美之间旷日持久且分歧巨大的谈判。在去年年末突然加速,预示着新的一年,中美以双边为基础的经贸投资合作将会迎来新的时期。  虽然目前的加速并不意味着很快达成,但毕竟开始破冰。正如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学院副院长屠新泉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所表述的那样,BIT文本谈判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接下来的负面清单必然会很快达成。一些核心问题仍有待商议。与对外开放相对应的国内改革启动,也需要时日。  其实,在这两个谈判背后,还隐藏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声势浩大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的谈判形态已经很清楚,暂不考虑接纳任何新加入谈判的国家。本报记者去年专访的新西兰 、加拿大等多国参与谈判的贸易部长都表示,他们打算内部谈好了标准,再让中国接受。诸边领域的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也没有准备接纳中国。  这两个由美国主导的谈判,纳入了几乎所有目前在WTO框架下无法推进的21世纪的议题,也意味着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秩序。  如果想要进入新的游戏规则,中国该怎么办?依靠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还是这次APEC(亚太经合组织)提出的亚太自贸区 (FTAAP)?前者只进展到非常初级的阶段,后者更像是一个远景目标。而缺少了中国的上述美式谈判,在奥巴马落败中期选举之后,也面临重重压力。  换句话说,以如今中美在经济贸易领域的地位,只有中美面对面交手的谈判,才能互摸底线,确定未来全球的游戏规则。  不要感到意外,在此前看来属于TPP中的高标准,在中美BIT里都有。即便TPP和TISA不接纳中国,如果中国和美国直接在这些核心话题上开展对话,提出要价,也可以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  此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李光辉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们可以将加入TPP的谈判与BIT谈判等美国的关切点进行统筹考虑,说服美国支持我国加入TPP,同时应积极主动做其他谈判成员方的工作,在国际场合说明我们的意图。  “即便不能参与TPP的谈判,也应该在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中发挥作用,如启动联合研究,起到推动作用;推动机制建设,起到引领作用;加强沟通协调,注入中国因素;开展方案设计,起到主导作用;加快自贸区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李光辉说。(第一财经日报)

美媒称中美关系延续企稳态势 磨合似已完成  美国 《侨报》日前发表社论称,美中关系在2015年的开局较为理想,尽管不是一点杂音和波折都没有,但2014年年末两国关系的企稳态势得到了延续。而南海问题若可安分下来,美中关系便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文章摘编如下:  2014年中美关系呈现出“先低后高”态势。中国曾一度同时与日本 、越南 、菲律宾三国在地缘问题上角力,重返亚太的美国着力布局应对,使得两国关系趋于紧张。到了下半年,中方集中抛出的亚太自贸区 、亚洲投资银行等在全球经济秩序上与美国构成竞争关系的动议,也均在不同程度上遭到美方阻挠。但实际上在抛出这些动议的同时,人们已经看到中美关系走出这波紧张的契机,它集中体现在11月习奥二人的“瀛台夜会”上以及汪洋的讲话中。  美中关系在2015年的开局较为理想,尽管不是一点杂音和波折都没有,但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事访问的消息提早半年多公布到“两会 ”上诸多信号的传递,都让人们可以确信,2014年年末两国关系的企稳态势得到了延续。  盘点进入2015年后美中关系大事,最受到关注的便是习近平对美国事访问的计划提前7个月被双方公布出来。一般来说,此类消息往往在接近访问前才予以公布,美中两国外交部门如此处理,显然有一种“让两国在今后半年时间都处于对访问的准备中”的考量。有此默契,人们可以相信美中关系在这大半年内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可以平稳发展。  当然,波折不可能缺席。奥巴马对中国《反恐法》进行指责一事发舆论反弹。但若将此事放大处理就有些杯弓蛇影。中美两国根本制度的不同总会在不同时期集中体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  而在中国集中探讨各项大政方针的“两会”上释放出的信号则更从实质层面印证了两国关系的企稳。  参加“两会”的驻美大使崔天凯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两国在建立一种“建设的、合作的、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问题上有着越来越多的共识。更有趣的是,他重提了2001年他对美国国务院所做的“中国没有意愿把美国赶出太平洋 、赶出亚太”的表态。崔天凯曾在去年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会面时强调两国关系保持“动态平衡”的重要性,今日表态颇与其构成呼应。而它更会让人们想起去年年末中国副总理汪洋在美国所做的表态:“现在引领世界的是美国”、“中国愿意加入体系,接受规则,发挥建设性作用”。汪洋与崔天凯讲话内容不同,但在中美去年经历了数月波折后发出这样的声音,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稳定双边关系的作用。  很显然,美中这一波关系紧张目前呈现出降温态势。对它进行一番总结也已经正当其时。中国新领导人上台后在地缘问题上有新的雄心和布局,由此,美国自然要与中国重新进行一番磨合。这是一个双向磨合的过程,如今这一磨合似已完成。  可以作为磨合完成标志的似乎是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表述。众所周知,美中这一番波折由南海问题而起,李克强则在海洋问题上做出表述:“妥善处理海上纠纷,积极拓展双边和多边海洋合作。”联系到目前南海问题上中国与邻国已不再激化矛盾,这表态颇可做乐观解读。而南海问题若可安分下来,美中关系便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中国新闻网)

中国经济如何出拳?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昨日闭幕,每年会后的总理答记者问都是“重头戏”。总理答记者问释放什么信号、给国人怎样的信心,历来备受关心。看完今年李克强总理答记者会,中国是不是出现通缩和中国是不是最大经济体两个问题引起我的注意和思考。  面对“被通缩” 我们有应对  有媒体记者问总理:中国已经进入通货紧缩,也有一种说法说中国是通货紧缩的输出国。对此您怎么看?  总理回答说:关于通货紧缩,国际上对这个提法有多种解释,比较一致的是一个国家的物价综合水平持续出现负增长,我们国家CPI或者说物价总水平1月份是正增长,2月份还比1月份同比更高,所以不能说中国已经出现通货紧缩。至于中国现在的物价总水平比较低,并不是中国向世界输出了通缩。我们是被通缩,举个例子,去年我们进口了3.1亿吨的原油、9.3亿吨铁矿石,量是增的,但价格下来了,主要是因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对这种“被通缩”,我们有应对,也有进一步准备,当然我们更希望世界经济能走出低迷,实现复苏。  我认为总理对中国通缩的判断是清醒而准确的,中国确实还没有走入通货紧缩的发展僵局。虽然PPI和CPI水平持续低水平,但毕竟一、二月呈正增长,且开始有好转趋势,困难也在可控范围之内。  正如总理所言,我们是“被通缩”,因为中国经济对外联系不断加强,许多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进口,CPI、PPI持续双降多时,与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价格下降有很大的关联。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国际市场原油、矿石、金属等基础性产品价格持续下降或在低位震荡,国内资源产品也在下降。比如开车的人会明显感觉到油价下跌,这在很大程度上拉动物价指数下降,尤其是PPI下行。PPI对CPI具有传导作用,即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变化直接影响CPI的变化;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的变化,直接引起生产消费品的企业生产成本的变化,间接影响CPI变化。总之,PPI下行导致CPI下行,通货紧缩压力增大,这是一个由国际外部通缩传导给我们的通缩,是被通缩。  政府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在公开市场进行正回购操作,并实实在在地降准或降息,就是意在维持中性偏松的货币环境,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从货币供应量看,“通货”并不紧缺,只要资金宽松,贷款增长较好,即确保资金流入实体经济,而不是在体内封闭循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物价持续下行的空间就不会太大,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太长,断言中国进入通货紧缩有失依据。  就算中国有适度的通缩,也并非完全是坏事,适度通缩给政府腾出了宏观调控的空间,诸多政策因为没有通胀压力反而更容易执行,所以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加快改革,尽快调整结构,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在效率上多做文章,以优化经济质量。比如推进资源类价格改革,理顺资源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缓解供需矛盾,这可谓正当其时。  所谓转型,其实是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提振市场信心,低通货无疑是很好的切入时机,这既是防通缩的办法,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中之重。当然,拉动消费不能光靠推出一些优惠的消费项目,刺激有效需求是个系统工程,尤其是需要落实完善社会保障,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起点,建立良好的工资增长制度,这样才能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要舍才有得,放水才能养鱼,不要让人民守着钱不敢花。  中国是实实在在的发展中国家  再来说说中国是不是最大经济体,是不是挑战了美国地位的问题。我觉得总理的回答更是清醒睿智。他说:中国是不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我在国外经常听到这种说法,总是有一种被忽悠的感觉。因为根据国际权威的统计,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按照人均GDP,我们是在80位以后。春节前我去中国西部,连走两个农村,一家母子二人,住在四面透风的房子,儿子40多岁,因为穷还没有结婚。另一家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大学生,但妹妹为了让哥哥读书,春节还在外面打工。这样例子还有很多。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还有2亿贫困人口。中国是实实在在的发展中国家。  早在2011年时,经济学家林毅夫就说,中国将在2030年超美国,成世界最大经济体。在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最新数据称,2014年中国实质GDP总额将达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7.4万亿美元,从而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单纯从经济总量看,美国自从1872年以来作为世界最大经济国的地位,终于在140多年后被中国代替了,但是中国人口众多,一平均就落到后面去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只有全球平均的75%,而美国人均收入水平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70%。  同时我们还不要忘记一个事实,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在加剧,因为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人均GDP或是人均收入也就成了一个“虚假的繁荣”。就像总理所见所闻,中国西部农村还十分贫穷,有人无钱结婚、有人无钱上学,“这样例子还有很多”。  中国其实还算不上真正的强大,具体分析中国经济,那就是经济含金量较低、科技创新力不足、经济的高增长靠出卖廉价劳动力和付出环境代价换取。如果我们单纯为“中国是最大经济体”举杯相庆,那就是盲目和可笑的。我们在教育、文化、医疗、环保、反腐、养老等诸多指标上,都离发达国家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必须承认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庆幸的是,李克强总理并没有为“中国是最大经济体”而沾沾自喜,他甚至说“总是有一种被忽悠的感觉”,这种冷静让人敬佩和放心,他看到了问题的所在,知道自身短板所在,也清楚努力的方向和路径:“中国把自己的事办好,保持合理的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巨大的贡献,而且中国还在越来越多地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  对于一些居心叵测,试图用“中国是最大经济体”,从而挑起中国威胁论,以引起美国打压中国的险恶用心,总理显然胸有成竹,回答得有理有利有节:“中国以发展为第一要务,需要一个和平环境,中美关系是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的关系,我们愿意构建相互尊重,互不冲突,互不对抗新型大国关系。”  确实,中国首先是做好自己的事,争取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就是抛弃冷战思维,从“要准备打仗”的错误判断中走出来,重新研判国际形势,确定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抛弃闭关锁国政策,变与人为敌为与人为友,打开国际市场,允许国际贸易,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这才有了资金、技术、人才的纷至沓来,凭借劳动力、低工资优势,大陆承接世界产业转移,在全球市场价值链中占据一环,并一步步走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往后,中国还得坚持和平发展的成功经验不动摇。(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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